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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“反全球化”2.0时代到来?

      原文译者   appanchor  编辑   齐磊    时间:2016-8-10 14:41  

      图片来源:盖蒂图片社(Getty Images)

      据《经济学人》杂志网站报道,2016年7月,美国美林银行(America Merrill Lynch)对一些基金经理人进行了问卷调查,当被问及“何为当前金融市场面临的最大威胁”时,他们中超过半数的人都认为是地缘政治论和贸易保护主义。鉴于近期发生的英国脱欧公投、土耳其军事政变未遂、唐纳德·特朗普(Donald Trump)获得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等一系列事件,这样的回答似乎并不让人意外。那些在金融界人士出于本能地拥护商品、人员,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。20世纪80年代,英国前首相撒切尔(Thatcher)和美国前总统里根(Reagan)进行政策改革,同时中国、印度以及东欧国家对全球市场开放。从那时起,局势就开始向着他们期望的方向发展。

      19世纪是全球化蓬勃发展的第一个时期,1820年至1913年间,全球贸易总额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增长了八倍。铁路和蒸汽轮船的出现使得大量商品能够快速地跨国运输。1840年至1890年间,英国的运费率下降了70%。国际贸易不再仅限于像丝绸和香料这些高价值商品的交易。随着英国投资者在南美洲和其他地区资助当地人修筑铁路,资本也实现了跨国流通。大规模移民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另一个独特现象。1846年至1876年间,欧洲每年向国外移民的人口为30万,而在1900和1914年间,则增长至每年100万。在一战爆发前夕,美国和加拿大的外国出生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5%,而到了1965年,只有6%。

     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全球化趋势戛然而止。但早在1914年8月一战爆发之前,就已经有了一些反全球化的迹象。英国遭到一系列国内动乱和产业冲突的冲击,史称“自由英格兰的离奇死亡”。铁路工人和煤矿工人纷纷罢工,北爱尔兰还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暴动。德国和俄国都将战争视为加强国民爱国主义精神、应对日渐强大的共产主义思潮的良方。恐怖主义趁势抬头,其中著名的例子有1893年巴塞罗那(Barcelona)剧院恐怖袭击事件、1894年巴黎咖啡馆爆炸案、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(Tsar Alexander II)遇刺事件、1901年美国前总统麦金莱(McKinley)遇刺事件等。当然,还有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奥匈帝国(Austrian)王储弗朗茨·斐迪南(Franz Ferdinand)遇刺事件。

      这些事件之间是否有关联呢?全球化意味着商品价格倾向于由国际因素而非国内因素决定。美国开放小麦和肉类产品市场导致了英国1873年至1896年的“农业大衰退”。金本位制度的实施防止了通货膨胀,却导致了短期内经济骤然衰退,失业率急剧升高,而在当时国家福利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。随着意大利和德国分别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实现国家统一,以及东欧国家纷纷脱离奥斯曼帝国(Ottoman empire),民族主义成为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。(正如今天的宗教一样)。工业化的发展将工人集中到了工厂和城镇,使得工人阶级得以壮大,但当时他们却没有投票权。

      简而言之,全球化意味着工业部门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急剧变化。这个变化是很多人难以适应的。尽管经济学家口若悬河地谈论工人再培训、岗位流动性等话题,很多人却宁愿保持旧有的认知,待在原来的地方。所以他们抗拒着这种变化,或者转而怪罪某些人(外国人、少数族群)(反犹主义者卡尔·鲁伊格(Karl Lueger)曾在一战前三度当选维也纳市市长)。

       一战加速了民主时代的到来。如果工人要为他们的祖国而战,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投票呢?人们试图复兴战前的贸易体系但很快便失败了,金本位制迅速瓦解。作为战后经济主导国,美国不愿担任战前英国所担任的角色,导致国际合作愈发困难。战后的赔偿问题导致法德关系恶化。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,经济危机爆发,各国政府推行贸易保护主义,进行货币竞争性贬值。而前苏联的经历促使他们努力地提升工人的幸福感。1917年,美国实行移民文化测试法案,同时在20世纪20年代对亚洲移民设限,导致移民人数减少。

      丹尼·罗德里克(Dani Rodrik)在他的新书《全球化的悖论》(The Globalisation Paradox)中提到:

       “我们不能同时追求民主、国家自决以及经济全球化。想要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,我们必须放弃民族国家或者民主政治。”

      理论上,我们是可以将全球化与国际民主结合在一起的(通过放弃民族国家的身份),但正如之前《经济学家》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,政客们往往在国内选民和国际势力之间进退两难。国内选民要求国家自决,而国际势力塑造了当今世界的经济形态。当他们想要进行合作,例如贸易协议的合作时,会面临诸如“为了集团利益而背弃原则”、“向别的国家卑躬屈膝的指责”之类的指责。国际合作意味着失去国家自主,而英国脱欧公投则是对国际合作的反抗。

      幸好此次的反全球化浪潮并不会引发世界大战(虽然政治暴力似乎不断增多)。但是前景依然堪忧,因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会发生;恐怖主义招致镇压运动,而这又会助长恐怖主义的壮大(想想20世纪70年代的北爱尔兰)。而另一个原因就是经济民族主义会导致各国“以牙还牙”、相互报复的情况,这对谁都没有好处。全球贸易已十分不景气;荷兰经济政策分析部(CPB)的数据表明,在过去的三个月,全球贸易都处于下滑状态,而且未来状况可能会更糟糕。正如卢埃林咨询公司(Llewellyn  consulting)顾问拉塞尔·琼斯(Russell Jones)对唐纳德·特朗普(Donald Trump)的贸易政策评价的那样:

       “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已经不断加大,而特朗普的贸易立场可能会加剧这一状况,并导致商品价格攀升、质量下降,减少国内消费者的选择余地。此外,他的立场可能还会导致贸易战争的全面爆发,就如20世纪30年代那样。”

       他还对特朗普一系列的政策补充道:

       “重新审视这些政策后,人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些政策十分幼稚且毫无条理。这只是在赘述一些过度简单化的想法,没有指导原则,没有明确的方向,也没有解释这些政策怎么相互配合以在短期内稳定宏观经济,或长期地促进经济增长潜力和灵活性。‘特朗普经济学’过度跳跃而且目光短浅,只关注美国经济,并且总是将一个国家等同于一家公司,无法摆脱经济学上局部均衡分析的陷阱。同时,‘特朗普经济学’还与1945年以来美国所支持的许多理论相悖,而这些理论是二战后全球制度结构的基础。”

       因此,这一连锁反应就是:愤怒的选民会支持民族主义政治家,而这些政治家的政策将会使选民更加贫穷,因此选民又更加怒火中烧……当然,现在有人会反驳道,那些支持全球化的政治家都无法保证工人能够享受贸易增长的成果。但是这些工人宁愿保持现状,也不愿看到贸易下滑。

      译者:陈淑敏 马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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